有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当命运关闭一扇门的时候，也许会开启另一扇窗。
在差不多整个七十年代，我就遭遇了这样极富戏剧性的经历——和润妮儿婚姻的失败，酿成了我人生最大的悲剧！紧接着，又因为“文化程度”太低，痛失推荐上大学的良机！但就在看似山穷水尽的景况下，我的政治生活方面却出现了一些转机。
这期间先后有三件事，具有风向标般的意义。
一开始，大队只是找我帮忙写一些宣传标语什么的。当年尹老师指点我练出来的毛笔字儿派上了用场。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地能写毛笔字儿的年轻人并不多，凭着一手还说得过去的毛笔字儿，默默无闻的我，开始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一九七二年初，地方各级团组织开始恢复重建。我接到大队党支部通知，参加了大队团组织筹备工作会议。会上，宣布让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制订团建筹备工作计划，协助党支部组建大队团组织。
对我来说，这可是个非同一般的政治待遇，标志着大队党支部对我的极大信任。因为，当时有种说法，团支部书记就是未来党支部书记的“接班人”。接下来，大队又派我参加了公社团委组织的“团干”学习培训。很快，大队团支部正式成立了。就这样，我有幸成为大队“首任”团支部书记。由此开始，我的际遇渐入佳境。
一九七三年，为解决边远地区儿童“上学难”问题，上级指示各地因地制宜，开办一些“教学点”，便利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我被大队安排到一个边远生产队的“教学点”教学，成为大队“自用”民办教师。与正式民办教师不同的是，“自用”民办教师不在国家计划，没有国家补贴，只按全劳动力计算工分。
第二年，我更进了一大步，被“调”到大队学校任教。
从小队的“教学点”到大队的“中心校”，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一九七四年秋期开学前夕，大队领导班子在学校教师安排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能不能安排我到大队学校当教师。
自从一九六七年尹老师被调走之后，我们大队的学校七、八年间只调上来过一位公办教师，也只在这里呆了一年就走了。后来安排上山的都是代课教师或民办教师，最长的教一年，更多的是教一期，甚至有的临时代课老师连一期都教不完就拍屁股走人了！
为什么留不住老师？事实求是地讲，不是这些老师缺乏事业心，而是山里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实在难以留人！教师也是人，何况不是本地人，不是那些能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吃苦耐劳的庄稼人。任你满腔热血，想在山里干一番事业，但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熬不了三个月，也就慢慢的心灰意冷了！
老师走马灯似的不停地更换，结果是坑了孩子，苦了家长！一些家长跑到大队，当着支部书记的面发牢骚：瞅瞅恁这些干部咋当哩，学校都叫恁弄呼啦了！（方言：散架了）
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几位主干形成共识：非得用本地人当教师不可！
可是，全大队目前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生、三个初中毕业生。那个高中毕业生正准备上大学，不打算回山里当老师。三个初中生怎样呢？村里有人出“洋相”说，要是叫他们去教学，那才叫“大模糊儿”糊弄“小模糊儿”！
“洋相”归“洋相”，大队干部用人心切，还是很负责很认真的对这三个初中生进行了“面试”考查，包括谈谈话，念一段报纸，问一些与教学有关的问题等。“面试”结果令几个大队干部大失所望！分工管教育的大队“贫协主任”生气的说：“这些娃儿们！两年中学算是白上啦！”
大队干部们扳着指头数来数去，还是数到了我的头上了。围绕我的“小学文化程度”问题，几个主干发生了一番争论。最后支部会议决定，推荐我到大队学校任教，上报公社批准。
据说，大队把我报到公社后，主抓教育的领导看了我的简历，当即提出质疑：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怎么能胜任教师工作？了解我的教办室领导说：“别看他只是小学文化程度，要论实际文化水平，他远远超过现在的高中生！”最后，我以中学“同等学力”的身份获得通过，列入正式民办教师编制，享受每个月六块钱的国家补贴。
当年的九月一日，农历七月十五，我国传统的中元节。这一天，是我到大队学校上班的第一天。
天气晴朗，高山顶上的天空显得分外纯净、碧蓝。几朵棉絮般的白云缓缓从头顶飘过，一幅天高云淡的美景。
我早早来到学校，搬了一张课桌，放在教室门口，摊开手绘的《学生报到花名册》，准备接收学生报名。由于我是大队建校以来第一个本地教师，出于新鲜或好奇，好多学生都是家长亲自领着来报名的。而且这些家长都是这村那庄的乡邻乡亲，平时大多都比较熟悉。所以，一边报名，一边拉家常，使我的“开学第一课”很有人气。
那个年代，在农村能够成为一个“脱产”（脱离生产劳动）人员，是佷让人羡慕的事情。一年三百六十天，风里雨里地干，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谁不巴望能挣清闲工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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