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水患就是山崩地动，贵州土司才刚刚平定，朝廷大军都还没走呢，就因为一场山崩，又多了几千吃不上饭的土民，抄起刀枪就又做了反民。
你说，朕敢不给工部钱吗，不给工部钱，天灾就会变成人祸，到时候我大明处处都是反民了。
国家紧张，这点朕不说你自己也应该心里有本账吧，废了徭役，工部明年的预算奏疏敢拉到一千万两你信吗。”
“臣信。”
“那你跟朕说，多了足足六百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两的亏空你从哪里给朕变出来。”
这朱元璋也够调皮的，这时候还不忘向陈云甫炫耀一下他的记忆力。
不只是你一个人能记住这些数，他朱元璋敢日御三朝，昼阅千本，也是有常人不及之处的。
可惜陈云甫是个不‘懂事’的官，压根没有拍老朱马屁的打算，直接接话往下说。
“所以臣进言复商籍。”
“光凭一个商税，国朝就能补足这些亏空了？”
朱元璋不置可否，以其幼稚。
“商税初设，确实可以解决掉一些财政紧张，但那只是初期，一旦朝廷允许商人的出现，就必然要给商人以生存之土壤，假以时日，商人越做越大就会和地方官员勾结，到那个时候，你跟朕说，我大明还能收上税吗。”
这里需要补充一句题外话，大明是有经商者的，只是这个商和咱们认知中的商不是一个概念。
比如小摊小贩、开几个酒楼饭庄、经营个粮号、古玩字画店之类的商人是有的，但他们都不是正经的商人，因为除了这些产业之外，他们都必须做一件事。
就是名下有地，挂靠农籍。
因为大明现在没有商籍。
朱元璋金口玉律，对不事生产者皆可捕杀之，就从根上断了专指着倒买倒卖，货物流转赚取差价为生商人的活路。
所有天下的商人都挂着农籍或者军籍。
农籍要置地生产粮食，按年缴纳粮税，军籍就是家里要编入屯卫所，不仅要耕地，还要出一丁当卫所兵。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说家里有闲产，在当地开个酒楼卖个手工件什么的才可以。
像那种拿着钱啥也不干，说跑平顶山收煤到山西大同去卖的，抓到一个杀一个。
脑子都长胆子上去了。
“朕不设商籍，就是用这种方式将商人从根本上限制住他们的生存范围，使他们永远不能离开故土，不能离开最基础的生产，也注定无法将生意产业做大，这样一来，他们的后代想要出身就得读书考官，做一个对国朝有用的人才。
而不是整天和算盘金银为伍，只想着如何惦记走老百姓兜里那仅剩不多的活命钱，商人狡诈、恶毒自私，比起早前的奴隶主都不遑多让，你要复商籍，就给了他们做大的机会，日后官商勾结，上瞒国家、下虐良民，朕一思及，都想杀了你。”
说到最后，朱元璋稍微动了点威势，压向陈云甫。
可令朱元璋没想到的，后者丝毫不为所动，一字一句仍旧条理不乱。
“自有炎黄始祖尹始，商人就诞生了，他们从最初的以物易物中觉察到了商机，沿海的贝壳拿到内陆可以换太多好东西，需要付出的不过是多走几百里的路而已。
商人逐利而行不应该被鄙夷，这就如同升斗小民盼望治世一般无二，谁都想过好日子。
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商人更会用脑力而已。
完全禁绝商人的国策可以颁行，但禁不绝人性中的贪婪或者说人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淮私盐猖獗，明知杀头依旧从者甚多，为什么，因为私盐赚钱啊。
一斤盐不起眼，差价仅两三文，但一千斤就是二两银子了，一艘小船便可拉数千斤私盐，一年做个三五十次，就几百两，比臣一年的俸禄都要多。
百姓想赚这个钱，买房置产然后蓄两房娇妻美妾，都不惜拿自己的命去赌。
陛下一心要禁，禁的住吗。”
“听你这意思，朕不但要复商籍，还要开盐禁了？”
朱元璋眯起眼睛，语气已满是不善。
今日陈云甫但凡要敢说出放开盐铁专营这种昏话，说什么也得打一顿。
“专营是国资，私盐是走私，走私是禁不绝的，堵不如疏，与其去禁不如引导。”
陈云甫直面朱元璋，侃侃而谈道：“臣知道陛下担心商人囤货居奇、攫取暴利而做大，那何不画一个圈出来，商人蹦不出这个圈也就翻不出什么浪了。”
“画圈？”朱元璋闻之一愣，不甚明白：“你是说，限定他们的经商范围？”
“那是限不住的。”
陈云甫说道：“东南的盐价比西北的盐价便宜，沿海的比内陆的便宜，原因出在生产不均和物资输送的糜耗上，所以商人的经商的范围是限不住的，他们还是会一窝蜂的带着东西往内陆、西北倒卖，以此攫取暴利。
臣指的限制，是限制商品的价格。”
商品的价格还能限制？
朱元璋是真来了新鲜劲，臂压金案，上身前倾。
“说给咱听听。”
“自古以来，商品的价格一直由商人来订，商人依据市场的经济规律和商品的紧俏程度制定相符合的价格，这才有了囤积居奇一词。
商人于丰年大肆囤积粮食，打探哪里患灾好带去当地高价售卖赚取暴利，朝廷既然限制不了商人的行动，那就限制商品本身的价格，即，将制定商品价格的权力抓到朝廷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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