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这种地方做官，忌讳和讲究都是非常多的。毕竟古代中国，做京官，最大的麻烦，最深的困扰，可能在于比较穷吧。
即便张丹青有着写小说的外快收入，严格来说，日子也是过得挺紧张的，毕竟偌大的一个府邸，养活诸多家属和佣人，算下来开支也不算小。更何况官做到了这个等级，门面上的表面功夫还是需要做的。
尤其是明清这样“大一统”的朝代，普通中下层的京官，经济上的困窘、日子中的苦逼，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居大不易，在品位相等的情况下，渴望外放当地方官的，人数不会少。
大家看电影电视，总看到京城官老爷们，是如何豪奢，如何阔绰，这个多少有些误导。是的，那些一二品级的“国级”“副国级”，还有上层特权人士，什么寇准、李鸿章这样的宰辅之流，多数自然可能挺潇洒，排场讲起来，到了可劲造都花不完的地步。但这类人，毕竟每朝就那么一小撮，不好代表一般在京同僚。
而实际情况下，决大多数京官，尤其是中下层的，包含唐宋明清在内，生活的寒酸都是出了名的。清代名士李慈铭有部名作《越缦堂日记》，里面就说“京官之穷，毛骨洒竦”，这话不算特别作，虽然是夸张了点。张德昌教授那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搞过种种数据论证，结论就是，“京官们的生计，濒临破产是如此普遍”。
京官们要在京城这种大杂烩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京城又是天下官员汇聚之地，难免少不了礼尚往来和人情宴请，不论是哪样，都需要大量的金银开支，但在京城里作为中低层官员，大多数人都不敢随意的进行贪腐，光是靠俸禄的话，日子难免过得紧紧巴巴的。
只是说，京官他们这种穷，与普通百姓比起来，确实只是一种特权阶层内比起来的穷。
一般京官的穷，最直接原因，是收入来源太少，贪腐的机会不多。
要知道，所谓京官，那可是盘踞在天子脚下的，众目睽睽，谏官们又权力太大，整天就盯着京官们，稍有不慎就要被弹劾罢官，两弊相衡取其小，自然是保官要紧，穷就穷点吧，反正大家都穷。这种心理和现况，以今衡古，其实也不难理解。比如，在我那小城，如果有县市长坐个公交啥的，那将是隔天头版头条;但在京城，部长级赴宴，乐呵呵骑着一辆破永久或摩拜的，岂会在少，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张召忠、胡锡进他们，不都是如此么?
只因为，历代京官，虽然形式多有差异，但其收入来源，确实主要在两大项：一，工资，即“俸禄”;二，地方官的馈赠，俗称“吃外官”。一般来说，他们工资都不高，地方官的馈赠那也是时有时无，或者就是只敢接受“小意思”，有的干脆门前冷落，加上要应酬打点，多数不仅只能勉强度日，不够用还是常态。明代一本笔记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寒酸不忍言。
比如，即便以唐宋官员的高工资，即便是京城高官，基本上都是“京漂”，极少能京城买房的，最多只能在京城附近二线城市置产购房。看唐代，名相魏征死时家无余财;宰相岑文本未曾置买田产，家中清贫，租房又小又湿;尚书右仆射温彦博，死时连稍微体面些的吊丧场地都没法提供。这些在京高官，固然本身就比较清廉，但正是因为只能靠工资生活，根本就入不敷出。
更何况，大唐的“中纪委”御史台可不是吃素的，那帮人能独立行使监察职能，动不动奏你，谁敢贪?
再看宋，都说士大夫们有钱潇洒，可大家始终没明白，大宋京官也并非那么轻松的。比如，大宋基本没有京官能够买房，除非你祖上有宅在本地。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里讲得很明白，“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就舍而居”。寇准在宋代京城高官中算得上花钱最嚣张的了，但是呢，“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就居”，就是还得租房子、住旅社、借住于寺庙。原因在于，宋皇室固然给予士大夫们的待遇较好，但宋时官员的考核那也是出名的严苛，谏官权力极大，稍不留意、多受几毛钱都要被参，因此京官们都会主动避免落人口实。唐宋制度完善，极少出现大贪、巨贪。
明清的京官，那生活状态就更不要说了。你翻阅这两朝京官笔记，基本没有不叫穷喊苦的。这两朝时，京官的收入是最低的，而官场应酬花样又最多、开销往往又最大，通关子、挖门子的手法又最繁，穷到拼爹的不要太多。比如明朝前期，在京官员们本来工资就低，这工资还要换算成米粮，甚至连米粮都是名目上的，因为相当多都要折成纸钞，可纸钞贬值的速度又是飞快，所以彼时京城中下层的官员真是清苦不堪，时人说的话是，“京朝官多贫不能自存”，连活下来都是问题。直到了晚清时分，王朝都快崩盘了，京官中的高层，日子才过得舒坦，也不怕明目张胆。
那么，说到这，一个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大家都知道京官苦逼，可为什么还有更多的人愿意留下来苦熬?其实吧，这个矛盾点也很好理清，因为作京官是穷，可好处与隐形福利，那也是明明白白的：信息通、机会多、人脉广、地位高、升迁快!有时也威风，京城一街道干部，下地方都顶得上一个县太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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