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仇一定要报！”沈千舟怒目道。
“千舟，在你看来，南京为何这么快就被日军攻破了？”于春晓问道。
沈千舟听后思量片刻，
“国民政府守卫南京的总方针是作“短期固守”。也就是说，南京的失陷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没想到“短期固守”的时间竟然如此短，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仔细分析这场战役，不难看出个中原因。”
“什么原因。”叶晓晚问道。
“一是战略上的错误。
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然而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作战。
在南京保卫战前，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于南京城郊，做消极防御，固守孤城如同坐以待毙。
而当日军进至南京城下时，南京卫戍部队奉命不得主动出击，而采取分兵把守的下策，每个部队负责的正面防御都很宽，缺乏纵深配备，也没有充足的预备队。
日军进攻时，集中兵力专攻一点，致使中国军队处处被动挨打。在激战中，有的部队提出主动出击的计划，也得不到批准。
例如守卫紫金山、蒋王庙一带部队曾于敌猛烈围攻之际，联名建议，趁敌出动进攻之机，集中全部机动兵力，主动出击敌驻地，威胁敌人后方，以争取主动。
可是，这一出奇制胜的战斗方案，竟未获批准，致使紫金山阵地更趋危急。
此种战略思想上的错误，贯彻南京保卫战的始终。”
“是啊，战略上的失误，比战术上更可怕。”叶晓晚道。
“二是军力上的差距。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总兵力15万人左右，但大部分是刚从上海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打过。
据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的统计:守军中，能直接同敌人厮杀的战斗兵只占60%，刚入伍的新兵又占了将近40%。而且中国军队严重缺乏重武器装备。
在南京展开激战时，空军战机己损失殆尽;海军主力舰艇一部被炸毁，一部已撤至长江中上游。日军负责攻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共辖9个师团，除1个师团留作上海的警备部队外，其余几乎都投入南京作战，总兵力10万人左右，都是刚刚调到中国战场来的作战部队，大多由训练有素的老兵组成，战斗力较强。
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作战时有新式坦克、火炮等重武器装备，并且还有飞机和舰艇的炮火支援。”
“我们以十倍的兵力投入到上海战场，却未能夺下汇山码头，造成上海战场的被动。而日本人利用武器的先进，取得胜势，输的太可惜了。”
“的确是这样，除了武器上的差距，防御工事存在严重的缺陷。
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虽经营多年，但大部分不符合实战要求。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上构筑的钢筋水泥工事，有的用土埋着，有的门打不开。
而机关枪掩体的枪眼做得都很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进而集中火力加以摧毁。
位于四郊的炮台工事，虽以钢筋水泥构筑，但“暴露而且密集于狭小之地域”“完全不切实用”。
更恶劣的是，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的城墙上构筑的永久工事，只是在外面涂了些水泥，内部的横梁多以竹子充数。
战士一脚踏在暗堡上，暗堡顿时塌了半边。由于布防仓促，南京警备区并没有给所有的部队配发工事分布图，再加上各处工事和大量民居混在一起难于查找，于是有的部队在这方圆十几平方千米的地面上疲于奔波寻找防御工事。”
“正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伤亡那么大的。”
“的确，据各方数据综合分析，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大约10万人是可信的数据。
而在战斗中真正阵亡的人数并不多，多数官兵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被日军俘虏后杀害，而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制定防守计划摇摆不定。
在南京保卫战前，据于春晓传给我的消息。军事委员会始终处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他力排众议，做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认为预期防守在1月至2月。
当得知日军正包围南京、守军面临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的角度考虑，又改令撤退，然而命令中却又含糊其词，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
可以说，军事委员会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已经犯下了兵家大忌。
当初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一战的必死决心，要求将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胡宗南第一军，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予以制止，如有不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这一看似英勇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军事科学的最基本定律，即无论统帅的决心和热情大小与否，都必须和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客观环境相结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举动为后来部队撤退时无船可用埋下了伏笔。二是撤退时组织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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