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对于国王和内阁的决定也是普遍认可的，而且最近他们值得庆祝的事情确实有很多。1758年8月28日晚，正在海上航行的梅西耶——一位早年间就已经投靠环球集团的法国天文学家——在巡天搜索彗星的观测中，突然发现一个在恒星间没有位置变化的云雾状斑块。梅西耶根据经验判断，这块斑形态类似彗星，但它在恒 星之间没有位置变化显然不是彗星。这是什么天体呢？
在原本的历史上，不列颠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经过长期观察核实，将这些云雾状的天体命名为星云。但现在既然有海宁存在，那自然不需要赫歇尔出来吱吱歪歪了。于是海宁干脆在环球集团的报纸上刊登了这一发现并直接将这一类天体命名为星云，同时决意赞助梅西耶在天空当中搜寻更多的类似天气。
梅西耶的这一发现让幸运讲述的提出者康德也十分兴奋。不过康德的那个假说是与天气演变有关的，现在只凭梅西耶的发现还无法支持他的假说。但海宁仍然在文章当中对康德的假说表达了支持，并扬言以后肯定可以找到更加丰富的证据证明他的观点。
有很多时候一些科学的认知往往都是有一些零散的，无法形成整体证据链条的观点拼凑起来的，而在这一拼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伟大而又大胆的假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德在几年之前提出的星云假说虽然还充斥着神秘色彩，但却成为了后世天文学家所坚持的主流，虽然直到21世纪，这一假说也没有被完美的证明，但海宁已经不准备让康德的功德被18世纪的这些繁星苏子门所忽略——有着类似遭遇的伟大学者比比皆是，但海宁已经决意不让他们领受这份痛苦。
海宁的这份怜悯，并没有为广大的欧洲学者做述职，但仍然有很多人记得他颂扬这些人功德和业绩的美名。因为海南的贡献，许多人对中国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这在之前的七八年当中也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不过即便如此，很多人对中国也都是一知半解，更何况海宁也不能代表中国此时占据中国的仍然是大清帝国和他们的皇帝乾隆。
出于避免张冠李戴等仪式点错误操作，尤其是避免乾隆皇帝，捡了环球集团好民生这一大便宜的现实需求，环球集团在宣传的时候仍然需要经常强调两者的不同。但这多多少少的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毕竟海宁这个拥有中国血统的人和真正的中国人在欧洲人眼里似乎是有些差异的，对于一个喜欢经常移民的国家来说，拥有某一个国家的血统并不见得就能够算这个国家的人。
因此有那么一小撮人还是喜欢在海宁面前打擦边球，他们对中国的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一阶段，启蒙思想还没有完全的走进人们的心里，一些早一阶段的荒诞文学仍然在占据着中低层知识分子的脑海。
对这环球集团的身为日益壮大，这是喜欢打擦边球的人，也找到了越来越多发财的机会，以至于海宁以及更加频繁的收到这些下流作品的影响，因此他决意向这一乱象宣战。
如果以海宁所处的时代为基点进行讨论的话，虽然有许多历史的渊源需要追溯，但论引起中欧之间关系，恐怕最需要提及的仍然是不列颠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
之前已经描述过，马戛尔尼的外交任务是在近40年之后才被踢到历史舞台上的，那个时候不列颠和大庆之间缺少相互了解，以至于这位外交官的外交任务几乎到了脱离现实的地步，这点似乎足以折射出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所抱持的主流态度。
当时出现的名词“中国风”指的正是强调华美装饰的洛可可风格。这种风格，模仿中国文化、艺术中的柔美梦幻色彩，表现在许多生活层面上：壁纸、柳条盘子、壁炉台、木头檐口、格子框架、家具、亭子、宝塔，以及最重要的园艺。无论是凡尔赛宫严谨的几何图案设计，还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位于格林尼治的海军医院，均由于大量运用直角及直线，产生了一种悠闲的轻松感，也就是当时人眼中的中国风味，并由于空间隐秘，处处隐藏玄机，更带出了特别的亲密感。
马戛尔尼在其谈论中国的日记末尾，以一段话总结了这种特色：
中国园艺师是大自然的画家，虽然缺乏透视训练，却能利用距离远近营造最佳视觉效果。他们或是拉远，或是压低园内景物，根据植物的形体数量将其安前或置后，以树木的明度对照树丛的暗度，并以强烈色彩的震撼感配上简单设计的柔和感，或根本不作任何装饰来凸显建筑的不同层次。
马戛尔尼这段文字折射出，随着习惯及品味的改变，一个时代也宣告结束了。推动法国革命及美国革命的情绪，若非复兴了传统观念，就是在哥特式的礼赞下，全然摒弃了传统及中国风格。
十七世纪早期，如果我讨论气能够开风气之先见证中国风格的人，恐怕避不开不列颠日记体作家约翰·艾弗林。
艾弗林1684年6月22日写道，“一位名叫汤生的耶稣会士”，让他看了一些“由日本及中国耶稣会士寄来的珍品”，它们的目的地虽为巴黎，但是因为是由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负责运送，因此当时暂置伦敦。艾弗林表示，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类似的东西，他的珍品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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